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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人大教授狠批张五常、吴敬琏等经济学家鼓吹私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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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22 12:43:4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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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最近,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周新城撰写了《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一文。文章批评了张五常、吴敬琏等著名经济学家,称他们鼓吹的“私有制万岁”有问题。文章被党刊《求是》杂志旗下的《旗帜》栏目官方微博刊发后,引起了热烈讨论,文章的核心内容如下:
原标题:“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作者: 周新城【周新城,察网专栏学者,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究。】
共产主义就是要消灭私有制
170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在全世界共产党人的共同纲领《共产党宣言》里,庄严地宣布:“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1]共产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个“产”是指生产资料,这个“共”是指共同占有。共产主义就是指生产资料公有。实现生产资料共同占有,必然要消灭私有制,这是同一件事情。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这是共产党人不能忘记的初心,也是共产党人必须牢记的使命。忘记这一条,就意味着背叛,不能称之为共产党员。
然而改革开放以来,有一些号称“共产党员”的人,却竭力批判消灭私有制的思想,主张私有化。他们从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出发,认为人的本性是自私的,公有制违背了人的本性,注定是要失败的,同自私的本性相适应的是私有制,因而私有制是永恒的,不可能消灭。于是他们喊出了“私有制万岁”的口号。他们认为,“人间正道私有化”,改革就是推行私有化。这种思想是那么“深入人心”,以致当赤裸裸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分子张五常在一个经济管理部门召开的干部会上介绍“改革经验”时,狂妄地叫嚷“我一句话就可以把共产主义驳倒:人的本性是自私的”,“大陆的共产经验一败涂地”,“唯一的出路是私有化”,在座的身为领导干部的共产党员不仅不予以反驳,相反,却把张五常的讲话结集公开出版。这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岂不是咄咄怪事!真不知道这些身为领导干部的共产党员入党时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是真心还是假意!
有人在翻译问题上做文章,说翻译翻错了,不应该译为“消灭私有制”,应该译为“扬弃私有制”,意思是私有制是消灭不了的,必需吸收其精华,抛弃不合理的东西。为什么不能消灭私有制?他们语焉不详了,大体上还是人的本性是自私的、私有制符合人的自私本性那一套。不过由于打着学术的旗号,还颇能唬人。对此,我国著名翻译家、理论家、原中央编译局副局长顾锦屏同志专门撰文予以批驳。他从多方面论证,译为“消灭私有制”是符合原意的,完全正确的。这些人想为私有制辩护,就说自己的思想。把自己的思想强加到马克思、恩格斯头上,拉大旗当虎皮,这种做法实在是令人不齿。
消灭私有制是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趋势
空想社会主义者曾经提出过消灭私有制的主张。身处在封建主义制度开始瓦解、资本主义制度初现端倪的历史时代的托马斯.莫尔,对资本原始积累的野蛮手段和残暴行径深恶痛绝,对横遭圈地之祸而颠沛流离的劳动人民深表同情。他认为,私有制是万恶之源。在对人类社会向何处去的探索中,他构思了一个以公有制为基础,人人劳动,共同生产,共同占有,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丰衣足食,道德高尚,人人无忧无虑的理想王国。他在《乌托邦》一书中详细描述了这个理想王国。这本书开创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先河,启迪了整整一代空想社会主义者。后来圣西门、欧文、傅立叶等进一步发展了莫尔的思想,形成了影响深远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体系。马克思高度评价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历史功绩,对它在资本主义初期就洞察这个制度的弊病,預见公有制取代私有制的历史趋势,天才地猜测未来理想社会制度的基本特征,予以充分肯定。空想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形成的一个重要思想来源。但马克思恩格斯也指出空想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刚刚登上政治舞台的、不成熟的工人阶级的思想。他们是从人的理性出发,抨击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基础,提出未来社会的积极主张,描绘对未来社会的幻想的。这些主张不是建立在分析现实的物质生产关系的基础上的,而是诉诸人的伦理道德观念,因而是不科学的、历史唯心主义的。同时他们找不到实现理想的力量,拒绝一切政治行动,他们总是向整个社会呼吁,主要是向统治阶级呼吁,认为只要人们理解他们的思想体系,就可以建立新社会。他们的社会主义是一种空想,不可能实现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空想社会主义的意义,“是同历史的发展成反比的,阶级斗争越发展和越具有确定的形式,这种超乎阶级斗争的幻想,这种反对阶级斗争的幻想,就越失去任何实践意义和任何理论依据。”[2]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他们发现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学说,吸收空想社会主义的积极内容,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论证了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历史的必然趋势。他们不是从人的善良愿望出发来批评资本主义的罪恶,设计新社会的方案的。他们认为,“道义上的愤怒,无论多么入情入理......总不能把它看作证据,而只能㸔作象征。”[3]“共产主义是从资本主义中产生出来的,它是历史地从资本主义中发展出来的,它是资本主义所产生的那种社会力量发生作用的结果。”[4]他们是从分析资本主义实际存在的物质生产关系出发,得出消灭私有制的结论的。
他们的理论逻辑是这样的: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分工的加深、经济联系的密切化,使得生产越来越具有社会的性质。每一件产品都不是单个工人个人的产物,而是由一群工人共同生产出来的,生产出来的产品供社会消费,生产上需要的物资由社会提供,各个生产单位密切联系在一起,整个国民经济融合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生产力的这种性质,客观上要求由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并按照社会的需要调节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资料是由资本家私人占有的,生产的目的是追逐剩余价值。资产阶级私有制妨碍了具有社会性质的生产力的这种客观要求的实现,生产方式同占有方式发生了矛盾,生产方式起来反抗占有方式。生产社会性与私人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就成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这个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一切弊病的总根子。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必须用生产资料公有制取代资本家的私有制。恩格斯对此有过精辟的分析,他说:“现在,由于大工业的发展,第一,产生了空前大规模的资本和生产力,并且具备了能在短时间内无限制提高这些生产力的手段;第二,生产力集中在少数资产者手里,而广大人民群众越来越变成无产者,资产者的财富越增加,无产者的境遇就悲惨和难以忍受;第三,这种强大的,容易增长的生产力,已经发展到私有制和资产者远远不能驾驭的程度,以致经常引起极其剧烈的震荡。只有这时废除私有制才不仅可能,甚至完全必要。”[5]马克思也形象地表达了这一思想,他说:“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6]
可见,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是生产力的社会性质及其发展的客观要求,是社会发展的规律,是历史的必然趋势。
所有制问题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
《共产党宣言》旗帜鲜明地提出: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是所有制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是十分重视所有制问题的,所以他们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改革开放以来一度出现一种倾向,即竭力淡化以至否定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意义。一时间“不问所有,只问所用”的论调颇为流行。仿佛什么公有制、私有制都是无所谓的,无关紧要,只要能够发展经济就行了。有人主张:“主义不能当饭吃,公有制又不能打粮食”,那都是虚的,不管用,把经济搞上去,才是实的。不要问姓“公”姓“私”,导致不要问姓“社”姓“资”,也就是不要问社会制度性质这样的政治问题,同时也导致经济学研究中一系列问题的失误,例如,对分配领域的问题,总的倾向是不从生产资料所有制出发进行研究,仅仅围绕具体分配政策做文章,这就是马克思批评过的“庸俗社会主义”倾向。然而公有制有公有制的分配方式,私有制有私有制的分配方式,离开所有制,怎么能够说得清楚分配问题呢?淡化甚至不问所有制问题,这种看法政治上是错误的,学术上是说不通的。
生产资料所有制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淡化不得。
人类要生存和发展,必须进行物质生产。在生产过程中,人们不仅和自然界发生关系,而且人们相互之间也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即生产关系。不同其他人发生社会关系的孤立的个人是无法生存的。任何生产都是在一定生产关系中进行的。离开生产关系,就不会有物质生产。生产关系的总和就是决定社会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
在物质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发生的经济关系是多种多样的,生产关系是一个具有多层次内容的复杂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生产资料所有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是整个生产关系的基础。在有人占有生产资料、有人丧失生产资料的社会里,谁占有生产资料,他在生产过程中就占有优势,他可以利用占有的生产资料,无偿地占有丧失生产资料的人剩余劳动创造的产品。这就是剥削。在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社会里,人人在生产资料面前是平等的,谁都不能凭借生产资料获得收入,这就为消灭剥削奠定了基础。生产是为占有生产资料的人服务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了生产的目的,也决定了劳动过程中和分配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经济关系的性质。一个社会的性质,从经济上说,正是取决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离开所有制,就无法认识经济关系的本质,也就无法判断社会的性质。
恩格斯总结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指出社会革命虽然是政治行动,但归根到底是为了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他说:“迄今的一切革命,都是为了保护一种所有制以反对另一种所有制的革命。它们如果不侵犯另一种所有制,便不能保护这一种所有制。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是牺牲封建的所有制以拯救资产阶级的所有制”。“的确,一切所谓政治革命,从头一个起到末一个止,都是为了保护一种财产而实行的,都是通过没收(或者也叫作盗窃)另一种财产而进行的。”[7]这段话,确切地阐明了生产资料所有制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
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要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8]列宁也强调这一点,他说:“工人阶级要获得真正的解放,必须进行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发展而必然要产生的社会革命,即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把它们变为公有财产。”[9]他们总是强调所有制问题,强调要消灭私有制。淡化所有制,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
毫无疑问,消灭私有制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随着条件的成熟逐步实现。恩格斯在回答“能不能一下子就把私有制废除”这一问题时指出,不能一下子就完全消灭私有制,“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现有的生产力扩大到实行财产公有所必要的程度一样。”“只有创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10]一般讲,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由于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发展又很不平衡,决定了私有制经济在一定范围内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还具有积极作用。在实际生活中,就不能完全消灭私有制,不能实行单一的公有制。例如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的性质和水平决定了我们只能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对私有制经济还要实行鼓励、支持和引导的政策。但是,应该指出,第一,私有制的存在和发展,绝不是因为私有制是“符合人性”的先进的生产关系,而是由生产力落后这种状况所决定的;第二,将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我们是要彻底消灭私有制的,这一目标无需隐瞒。利用私有制,发展经济,为最终消灭私有制创造条件,这是历史的辩证法。忘记了最终目标,就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
当前,围绕要不要坚持和发展公有制、逐步消灭私有制的斗争,集中表现在如何对待国有经济的问题上
改革开放以来,围绕着是坚持和发展公有制还是削弱公有制、推行私有化,理论界和实际工作中都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如何对待国有经济。这是好理解的,因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国有经济是公有制的主要形式。
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0月10日在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有一个重要讲话。这一讲话一开头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国有企业还要不要?”他说:“我提出这个问题,不是无的放矢,也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事实确实是这样的。
他接着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必须不断发展壮大,这个问题应该是毋庸置疑的。然而,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一些人制造了不少针对国有企业的奇谈怪论,大谈‘国有企业垄断论’,宣扬‘国有企业与民争利’,‘国企是不堪的存在’,鼓吹‘私有化’、‘去国有化’、‘去主导化’,操弄所谓‘国进民退’、‘民进国退’的话题。特别是各种敌对势力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重点拿国有企业说事,恶意攻击、抹黑国有企业,宣扬‘国企不破,中国不立’,声称‘肢解’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最佳方式。醉翁之意不在酒!这些人很清楚国有企业对我们党执政、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性,想搞乱人心、釜底抽薪。而我们有的同志业对这个问题看不清楚、想不明白,接受了一些模糊的、似是而非的甚至错误的观念。我们要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决不能认为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所有制问题,或者只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那就太天真了!”我们要从政治上看待有关国有企业问题的争论。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顶梁柱,没有国有企业,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厦是要垮塌旳。
改革开放以来,总有一些“著名经济学家”主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需要国有经济。说法不大一样,矛头指向却非常一致:改革必须消灭国有企业。各种妖魔化国有企业的言论,几乎成为舆论的主流,于是一段时间里,刮起了一股出卖国有企业的歪风,导致国有资产大量流失。
鼓吹社会主义不需要国有企业,最坚决、最激进的,也许要算吴敬琏了。他从新自由主义出发,怎么看国有企业都不顺眼,非要彻底消灭不可。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夕,他评价我国的改革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怎么说是最坏的时代?他说,搞了30多年的改革,结果形成了“半统制、半市场”的混合体制。[11]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体制?除了没有实现彻底市场化之外,就是还保留了一些国有企业。他说,要彻底地改革,必须取消公有制的主要形式——国有经济。最可恶的是他制造了邓小平主张社会主义不需要有国有经济的谣言。吴敬琏在2013年10月16日接受凤凰网记者采访时说,“社会主义与否跟国有不国有没什么关系。为此我去查过《邓小平文选》,《邓小平文选》里就没有这个国有这个词。”[12]造谣、撒谎,连眼睛都不贬一下,这就是他的本事。我们随便翻一下《邓小平文选》,就可以看到他是在信口开河。1985年8月,在谈到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时,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现在占整个经济的百分之九十以上。”[13]这里他虽然没有直接讲国有经济,但谁都知道全民所有制经济就是国有经济。《宪法》第7条载明:“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另外据《邓小平年谱》记载,1992年7月23、24日,邓小平在审阅中共十四大报告时指出:“社会主义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公有制不仅有国有企业那样的全民所有制,农村集体所有制也属于公有制范畴。”[14]你不赞成国有经济,就说是你不赞成,把谣言造到邓小平身上,其人格之卑劣,可见一斑。
有一位省统计局副局长在解读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时,公开说,国有企业确实是个“怪胎”,“官不官,民不民”,而且跟私营企业争夺资源,改了那么多年,问题不断。经过多年的改革,好像国有企业减少了,但不断派生出新的国有企业,而且原来的国有企业不断做大。他认为,中国改革应该接受科斯的忠告,彻底消灭国有企业,让私营企业自由竞争。这是“最重要的”。消灭国有企业的心情,溢于言表。而且是在中央坚决批判新自由主义的环境下,公然抬出新自由主义的老祖宗科斯来论证自己的主张。要按照新自由主义进行改革的顽固劲头还真不小。
一位曾经担任过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的“经济学家”说,国有经济并不是社会主义,恩格斯批评过,如果说国有经济就是社会主义,那么俾斯麦就是社会主义者了,因为俾斯麦主张烟草国营。他强调,说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那是“冒牌的社会主义”。他提出一个社会主义的新定义:“民有、民营、民享”,这新三民主义才是社会主义。他主张消灭国有经济,实行私有化,也就是他们所说的“民营化”。这里,他是在公然歪曲恩格斯的思想。恩格斯实际上要说的是,不是任何国有化都是社会主义,国有经济的性质取决于国家的性质。这是有道理的。国有经济,古已有之。封建社会的国有经济,例如汉武帝的盐铁官营,那是为地主阶级统治服务的,属于封建主义性质;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是总资本家,资本主义的国有化并没有改变资本的属性,没有改变雇用和剥削工人的关系,这种国有经济是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代表了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它掌握生产资料所有权,运用这些生产资料为人民谋福利,这时国家所有制就是全民所有制,就是社会主义的。这位“经济学家”通过歪曲恩格斯的原意,为消灭国有经济、推行私有化制造舆论。其用心极其险恶。
社会主义社会必须由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来掌握生产资料,建立国有经济,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提出来的。
上面讲过,马克思恩格斯根据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提出公有制取代私有制,即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是一种客观必然性。那么,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采取什么形式呢?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哪个组织能够代表整个社会来占有生产资料、调控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呢?显然只有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这是因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代表了全体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它是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以及一切拥护社会主义的阶层的总代表。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宣布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15]社会主义社会建立国家所有制是具有客观必然性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在革命胜利以后都把国家所有制确定为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要形式,其依据就在这里。主张消灭国有企业,从理论上讲,这是违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也是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思想和行为。
喧嚷消灭国有经济的衮衮诸公,有的是声名显赫、社会影响颇大的“著名经济学家”,有的是身居高位、掌握实权的领导干部,他们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真不知道他们读到《共产党宣言》里消灭私有制、建立以国有经济为主要形式的公有制经济的论断,是什么心情?这不是直接打他们的脸吗!
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现象,不能凝固化、永恒化
经常有人以我国存在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对私有制经济的发展实行鼓励、支持和引导的政策为根据,提出社会主义应该是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社会,不应该消灭私有制。这种看法是错误的。
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是公有制,这是我国宪法上写着的。中国现在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有的现象。
我们读一下做出我国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论断的十三大决议吧。决议指出,我国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需要一个相当长历史时期来实现别的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已经实现了的工业化、社会化。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落后,发展又不平衡,生产资料公有制所需要的具有社会性质的生产力,在许多地区、部门还不具备。因此,我们不能实行单一公有制,还需要有非公有制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可见,私有制的存在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点,并不是社会主义的一般特征。社会主义是要消灭私有制的,不能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现象凝固化、永恒化。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点是,在所有制结构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既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公有制经济,又有私有制经济(其中主要的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私营经济、外资经济);在分配领域,既有由公有制决定的按劳分配(这是主要的),又有由私有制决定的按要素分配(这是次要的),因而在一定范围内还存在剥削、两极分化现象;在生产目的方面,既有满足人民需要的生产,又有追逐剩余价值的生产;在经济运行中,既有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在起作用,又有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在起作用。一句话,既有社会主义因素,又有资本主义因素,两种因素并存,相互矛盾斗争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一种稳定的社会经济形态,而是一个处于过渡状态的社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有两种方向、两种前途。一个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不断增大社会主义因素,逐步向社会主义较高阶段发展,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另一种方向、前途,就是倒退到资本主义去。这里决定性的问题两种因素的力量的消长。关键是我们朝着哪个方向工作。如果听任消灭国有经济、推行私有化的主张泛滥,并付诸实践,倒退到资本主义去的情景完全可能出现。这不是耸人听闻,而是现实的危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已经有这样的先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凝固不变的,它总是要变化的,不可能万岁。
在充满矛盾和斗争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更加显示出理想、信念的重要性。“革命理想高于天”,我们必须坚定马克思主义信念,牢记共产主义理想。共产主义是远大的理想,是未来的事,但也是现实的。应该把我们的现实纲领与最高纲领统一起来,我们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的每一项措施,应该都是朝着共产主义迈进的一步。不忘实现共产主义的初心,牢记消灭私有制的使命,严格履行入党宣誓的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誓言,踏踏实实地工作,《共产党宣言》里“消灭私有制”的庄严宣告,一定能够实现。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4]《列宁全集》,第31卷,第8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6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6、2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9]《列宁文稿》第1卷第72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1]吴敬琏、马国川:《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第3、4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
[12]吴敬琏在2013年10月16日接受凤凰网记者采访的纪录。
[1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4]《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349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6、2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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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22 12:44:10 | 显示全部楼层
原标题:张五常:自私三解与市场应对

最近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周新城在内地一份刊物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该题在某网站出现时被改为《人大教授狠批张五常、吴敬琏等经济学家鼓吹私有制》。这篇文章在网上炒得热闹,不少朋友关心这件事,纷纷来邮慰问,以为我出了什么问题。我历来不管这类批评,但关注的朋友太多,而香港的《明报》一月十六日以大字标题《党刊转载轰张五常鼓吹私有制文章》作报导,我因而追查周新城教授的原文,其中提到我的那一段,有点莫名其妙,要回应一下。

周教授提到我说的话有不少问号,而其中最奇怪的是说在某干部会上,“在座的身为领导干部的共产党员不仅不予以反驳,相反,却把张五常的讲话结集公开出版。”我不记得曾经有这么一个干部会——历来凡会不参——也不知道有那样的一本“结集公开出版”的书。更奇怪的是在周教授引用的文献中,竟然找不到我的名字,没有一项是我的作品。难道有人在生安白造吗?希望周教授能多读我写的文章,不要凭道听途说而破口大骂。

让我在这里以最简单的文字来澄清我对“私产”这一词的观点。

自私三解

英语private这个字译作“私”是没有其他选择的了。中国文化对“私”这个字有负面的含义是不幸的,但那是一个伟大文化的传统。作为一门实证科学,经济学所说的自私(selfish)则有三个不同的看法。

第一个看法,是自私是天生的。这是源于一九七六年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出版了一本名为《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的书。这本书重要,博大湛深,也很有说服力。但在经济学上,我不采用这个自私的阐释。

第二个看法,是自私是自然淘汰的结果。这是源于亚当•斯密一七七六年出版的《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其意思是说在社会中人不自私不容易生存。一九五〇年,我的老师阿尔钦发表了一篇重要的文章,把斯密之见伸延,影响了一代经济学者在经济科学方法上的争议。阿尔钦说人类争取利益极大化是自然淘汰的结果。这观点对我影响很大,但我自己用上的自私概念可不是自然淘汰,也不是天生自私。

第三个自私看法,我常用的,是自私源于经济学的一个武断假设。在这假设下,究竟人类是不是天生自私或是不自私不能生存,皆无关宏旨。深入一点地说,这个武断的自私假设是经济学说的在局限下个人争取利益极大化。你给一个小孩子两个选择,同样的糖果他可以选一颗也可以选两颗,如果他选二弃一,就是自私了。

自私的一般化是需求定律

需求定律是经济学的灵魂,没有这定律就没有我从事了几十年的经济学。这定律是说,任何物品的价格下降,一个人对这物品的需求量会增加。这里说的价格是局限,其转变导致需求量的转变,是个人争取利益极大化的结果。所以我们可以说,需求定律也是一个自私定律。经济学可以不谈自私,但不可以不用需求定律。那所谓在局限下争取利益极大化,可以简化为“自私”这两个字。你要我不说自私,就要让我多用几个字。你要我不说在局限下个人争取利益极大化,我就要用需求定律这个外人不知所指的术语了。需求定律的威力不仅替代了“自私”或“个人争取利益极大化”这些听来有点价值观味道的说法,更重要是这定律有远为广泛的变化与用途。可惜的是,对没有学过经济学的人我应该怎样说呢?要解释需求定律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想当年,作研究生时,我为价格下降需求量增加这句话苦学苦思了三年才感到有舒适的掌握。来去纵横的掌握还要多观世事三十年。今天西方的经济学教授不仅不多管这定律,好些甚至不教了。这是经济学的悲哀。提出上面的三个自私观,因为我要澄清,当我说人是自私的,我只不过是说这个人是遵守着需求定律。

市场是处理竞争的一种安排

远为复杂的问题,是在资源稀缺、多过一个人的社会中,竞争一定会出现。跟任何竞争一样,决定谁胜谁负要有一个衡量胜负的准则。我们日常见到的市场,价高者得,决定胜负的准则是市价。我曾多次申述,可以决定竞争胜负的准则多如天上星,但唯一不会导致租值消散的就是市价。这是因为当你要购买我手上的东西时,你自己一定要有所产出,对社会作了贡献,才可以付出我要求的价。不用一个市价作为决定胜负的准则,采用其他任何准则,某程度一定会导致租值消散。这观点我在一九七九年的一篇文章内对北京的朋友解释得清楚。他们重视该文。

这里的核心问题,是我的好友科斯一九六〇年提出的那个所谓科斯定律的观点。科斯说,没有清楚的权利界定,市场不会出现。如果没有市场出现,市价就不能用作决定竞争胜负的准则。用上任何其他的竞争准则,例如搞人事关系,或论资排辈,或动用武力等等,必会导致某程度的租值消散。这里的不幸处,是清楚的权利界定也就是周新城教授反对的私有产权,英语俗称private property,法律称fee simple absolute。

另一方面,界定权利的费用相当高,市场形成的费用也高。这些是生产成本之外的费用——统称交易费用——在一个工商业发达的国家,往往占国民收入百分之七十以上。我们今天有银行,有商业机构,有律师、公安、法庭等,费用甚巨,为的就是要争取以市价作为竞争的准则,从而减少没有市场但有竞争必然会出现的庞大的租值消散。庞大的租值消散是昔日中国开放改革前的经验。我们可以不谈私产,甚至不用“私”这个字,但我们要不要市场呢?市场对社会的主要贡献,是在竞争下,资源使用与收入分配必须决定,而采用市价是唯一不会导致租值消散的准则。然而,采用市价这个准则需要有清楚的权利界定!这是从另一个角度看科斯定律了。

中国制度的重点是权利界定

在2008年出版的一本题为《中国的经济制度》的小书中,我说得清楚:“我坚信私产与市场对社会的价值,不止四十年了。但我从来没有反对过中国共产党的存在。从第一天起我反对通过民主投票来改革。”

我跟着说:“中国共产党做出来的成果令我拍案!政党历来有困难,困难多多。党员八千万,要怎样安排党的职责与执行党规才对呢?不可思议。”

我跟着又说:“党领导与指挥了改革行动。然而,成功的主要原因还是中国的人民:刻苦,聪明,有耐力。只要能看到明天有希望,他们可以在今天忍受着巨大的艰辛。”

《中国的经济制度》这本书其实是一篇长文。我是在考查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三十年,其中苦思了三年才找到解释的。该文的重点,是通过地区层层承包这个制度,地区政府每层之间与市民之间的权利界定得清楚。因为土地的使用权力落在县之手,激烈的县际竞争就出现了。我们可以不谈私产,但清楚的权利界定不可不谈。其实二者是同一回事。

追讨版税可博一笑

我不是一个改革者,只是想到二战期间在广西逃难时那么多的小朋友饿死了,对国家的关心我无从掩饰。一九七九年我到阔别了多年的广州一行,见到那里满目疮痍,忍不住把两个外甥女带到美国去读书。跟进中国的经济研究,一九八一年我写好《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那本小书——其实是问会否走向市场经济——准确地推断中国会走的路。在科斯的催促下,一九八二年我放弃美国的职位,回港任教职。回港后新华社的朋友鼓励我写文章,北京与深圳皆提供助手,协助我找寻数据,分析中国的问题。我一口气地写下《卖桔者言》(一九八四)、《中国的前途》(一九八五)、《再论中国》(一九八七)这三本书。后面的两本北京各印了两千本,说明是内部阅读,使我高兴。如果周新城教授认为这两本书误导了北京的朋友,那我应该考虑追讨版税(一笑)。

一九八一年我考虑回到香港任教职时,科斯和巴泽尔等同事认为我对经济制度运作的认识前无古人。今天八十二岁了,在内地跑了那么多年也实在累。日暮黄昏,我可以为国家作出的贡献,是差不多了吧。周新城教授要消灭私有制,但我不知道他说的私有制是什么,所以既不能赞成也不能反对。香港与中国内地的土地,今天皆非私有,但使用权与收入享受权是界定得清楚的。私字当头,中国的文化传统不容易接受。我希望周教授不是反对权利的清楚界定,也不是反对以市价作为决定竞争胜负的准则。只要能维护这两点,其他怎样说都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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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22 12:49:02 | 显示全部楼层
(凤凰网财经/孔维卓)新年伊始,冬季达沃斯即将在瑞士举行,这场举世瞩目的会议将召集来自全球各界超过2500多位政商界领袖人士出席,论坛的主题为《在分化的世界中加强合作》,而作为中国商业界的知名人物,阿拉善SEE协会会长、原华远地产董事长任志强在大会论坛开幕前接受了凤凰网财经的专访,畅谈了他对中国企业家精神传承方面的想法。

任志强在专访中表示:中国目前缺的恰恰是对企业家群体的社会地位认可和保护,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就开始有了企业家,但是随后因为战争的问题,因为计划经济问题,导致我们几十年就没有企业家这个概念,所以没有办法传承。

他强调说:在传统上中国就是用扶贫的方式,谁穷我扶你一把,在企业家眼里这是一个错误的概念,他仅仅解决第一个授人以鱼的问题是不解决问题的。你要解决第二个授人以渔的问题,让贫困的家庭可以自己学到知识,学会如何打鱼...

事实上,在专访间的任志强和台上的形象并不一样,如果你初次见到任志强,可能很难将眼见这位老人和网络中“地产大佬”的身份联系在一起:他个子不高、头发花白,走路时还爱盯着地面似乎总在寻找着什么。

而且他每次听完凤凰财经的问题时,总会思考片刻,然后放慢语调缓缓回答,期间偶尔看看采访者两眼,大多时候,他会把眼神放空,将精力凝聚到思索上来。

任志强谈财富:钱要真正为社会作出贡献的时候,才真正称得上是财富

凤凰财经首先向任志强提问道:“任总,您最近在推进公益项目方面有哪些新的进展?”

任志强说:“不应该说是最近,做公益已经是一个很长周期的时间的事情,我当会长是2014年、2015年,但是并没有因为不当会长以后公益活动停止,我们除了以阿拉善SEE为主以外,还有其他的一些各种各样公益活动,但是主要精力还是在阿拉善SEE荒漠化治理和环境保护上。”

“实际上每个人参与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创造一个社会气氛,让更多的人知道社会公益需要大家作出贡献。”

“不管你是企业家还是什么人,拥有了一些钱的时候,这些钱不能真正认为是财富。比如说我们传统可以看到,老地主把银币都埋到地下了,房子塌了以后扒旧宅子时候突然发现地底有很多钱,这个钱并没有起到财富作用,表面上看它是一大堆钱,但是它如果藏在地底下的话,它就发挥不了实际的作用,那么更重要是当你拥有这个东西,要为社会作出贡献的时候,它才真正称得上是叫财富。”

“所以对财富的理解是非常重要。不是说有钱了就是拥有财富,就是这个财富能够为社会作出贡献,它才真正称得上财富。”任志强说。

任志强谈扶贫:谁穷我就帮谁一把,这是一个错误的概念

凤凰财经:“那是不是就是因为您对这个财富理解的转变,使得您卸任了以前地产大佬身份,目前投身公益呢。”

任志强:“这你说的不对,我们不是因为放弃了地产大佬才去做公益的,我们在这个之前就已经在做公益了,中国严格的说起来是在一个一无所有的情况下,通过改革开始有了私有财产的权利。所以应该说在计划经济的时代是没有私有财产的,也没有企业家。改革开放以后允许用承包制的方式在产权制度改变的情况下,获取剩余的劳动收入,然后再到了1992年的改革开放有了新一代的企业家等等。”

“所以我们有企业家和拥有财富的时间很短,但是在90年代初期的时候就有很多企业家把大量的钱用以社会公益了。所以公益不是说我退休了以后才开始去做,而是之前我们一直在做,确实是一个重新认识过程。”

“拥有财富的人开始越来越多,他会用来把这个钱干嘛呢,交给诺亚财富不仅仅是为了理财让它升值,而更多是因为它投入到很多项目之中,让社会开始进步,经济开始发展.”

“在传统上中国就是用扶贫的方式,谁穷我扶你一把,在企业家眼里这是一个错误的概念,他仅仅解决第一个授人以鱼的问题是不解决问题的。你要解决第二个授人以渔的问题,让贫困的家庭可以自己学到知识,学会如何打鱼,而自己去创造财富。如果你仅仅是扶他、帮他,结果他仍然可能还是懒惰,他没有学到创造财富的本领,他可能还是贫穷。”任志强说。

“只有企业家才能充分理解这个问题,所以他们不会把钱白白的扔掉。或者仅仅说给你买一个面包吃,而是用这个钱转换成农业生产结构的改善,或者说农业技术提升,然后把它变成了一个创造财富的通道。比如我们的任小米,它为了解决荒漠化地区的水源问题,用节水的办法,一斤小米可以节约一立方水,来改善生态环境,让荒漠化地区的草能活下去,但是如果你这个做的事情不能和农民当地的收益得到改善结合起来,农民是不支持这项活动的,所以它要通过让农民把种玉米改为种小米的过程,能有更多的亩产收入,比如一亩地可能我们现在小米要比玉米多收入两百多块钱,他才有积极性去把种浪费水的玉米变成种节水的小米。所以这个企业家的能力、财富都要和这些东西结合起来,农民才有可能去提升自己的本领。”任志强说。

任志强:中国目前缺的就是对企业家群体的社会地位认可和保护

凤凰财经:“这也是平衡中国贫富分化的一个推动力量,有人很感兴趣一个问题,您在以前是企业家这样一个身份,目前您去推进公益项目,那么在这样一个身份转换当中,您是不是发现了一些道理,或者说发现一些哲学,以前在做企业的时候没有发现的?”

任志强:“人总是随着社会改变而进步,中国最初的时候是不允许私有制存在,没有私人财富,那么最初的改革用承包制的方法,让私人可以获得了,通过经营公有财产而产生的剩余价值,这个阶段时候人们并不知道这个剩余价值在不断扩大和创造新的财物的时候,需要得到法律保护。企业家更关心的就是,不仅仅是我创造了财富,我还创造了一个能保护这些财富的社会制度。还有一套法律,如果没有法律来保护人民拥有财富,就不会有人去创造财富。

任志强强调说:“中国目前缺的恰恰是对企业家群体的社会地位认可和保护,为什么?就是因为企业家群体所有的股东几乎都推翻了我们最初马克思一种认识。早期我们宪法修改的时候,改革初期的时候规定,只能有个体户,一个个体户雇佣的人员不能超过七个人,因为《资本论》上这么写的,但是年广久一个人雇了一百多个人就成话题。”

“从最高层开始,对于市场经济的变化和社会变革的变化,认识都是在传统的计划经济和公有制的基础上产生的,所以它是一个递进的过程,因此企业家也就是在递进的过程中,一点点认识到要有更多改善问题。”

任志强:如果不能用法律保护让企业家放心,创造财富就存在很大的问题

任志强继续说:“我们在十九大之前,中央曾经发了一个文件,就是关于改善企业家的生存环境,诠释企业家的社会地位,给企业家充分施展才能的条件。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出台这个东西?恰恰是因为中央认识到,中央在这么多年改革之后,并没有给企业家良好的生活环境,因此我们也看到出现大量外逃,资金转移等等,所以才出台这个文件,就是要解决我们存在的问题,而实际上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文件刚发,现在的制度还没有建立”

“如果我们不能建立一套完整的市场经济的法律保护,让企业家可以很放心的去创造财富,并且拥有财富的话,那就存在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的社会公益里头,除了要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还要解决一个最终社会进步的问题。”

“当一个公共汽车被人划了一道口子,可能没人在乎,公共汽车很脏,它觉得这应该司机负责,不是我负责,因为它是公共产品。但当你的私家车出现脏的时候,你宁愿花钱请人替你擦,你也要把它弄干净,如果有人在你的车上划了一个口子,划了一个道道的话,你就心里很不满意。企业家当随着私有产品出现的时候,就会希望建立一个平衡的社会,这个社会让所有人都不去划你的车。为什么划你车?他肯定有贫富差距的问题,有政治待遇不等,社会地位不等,或者说我没学会打鱼,所以我没有办法,我就对学会了打鱼的人表示嫉妒”

任志强:民众更愿意把钱捐给民办组织,就是因为企业家在发挥作用

“那么这么多年的改革,其中一部分问题解决了,而另一部分问题没有解决,这部分问题就要靠企业家最先认识,而且是靠企业家主动做出了大量的公益活动去设法改变,而这个改变背后,从表面上看,我们有治疗兔唇的基金,有治疗儿童病因的基金等等,我们有给农民做保姆教育的基金等等,我们参与了十几项基金,为什么企业家愿意拿出钱去做这些事情?就是因为他们要改变社会的现状。”

“这种社会现象的改变主要靠政府,但实际上政府用公益的方式或者用这种社会捐赠的方式去解决问题是解决不了,比如说红十字会、扶贫基金会。最初我们有六大基金会,都由国家管理,因为你可能派去的会长、副会长,他是国家的一个职务。我是靠我这个副会长的职务去挣钱的,我的出差要你给我差旅费,你要给我饭费,你要给我住宿费等等,那么他不是甘愿去投入。”

“但是我们看企业家所从事这些社会公益,没有一个是这样的,不管是曹德旺、牛根生,他们是把自己的钱拿出来。比如说我们的公益基金,它没有管理费,所有管理费都自己担着,比如说我们阿拉善的所有的会长、理事,你竞选的时候,都是没有工资的,连差旅费,到全国各地跑,都要你自己掏的。”

“因此从这几年的比较中可以看出来,企业家真正处于内心的这种做法的公益组织效果都非常好,而推动社会的作用力远远大于那些官办的所谓公益组织。”任志强说。

任志强:中国的企业家概念中断了几十年

凤凰网财经:您觉得国内和国外,企业家做公益程度上面有没有落差?

任志强:“没有落差,这是因为我们没有企业家,人家有几十年的企业家。中国在,应该叫民国之后就开始有了企业家或者叫做辛亥革命之后,抗日战争时候,这么多民营企业家,都把大量的钱捐给了抗日战争。卢作孚是不是这样,整个船队都捐了,但是随后因为战争的问题,因为计划经济问题,导致我们没有企业家。它有一个时间中断,几十年就没有企业家这个概念,所以它没有办法传承,也没有历史了。你说洛克菲勒到现在已经第五代、第六代了,我们有吗?是因为我们社会制度变化把这个企业家群体都给切掉了,因此只能说我们刚刚开始有了企业家群体,而这个企业家群体,也是刚刚开始发展的这个最弱的时期。刚刚成长,长成,所以他们已经开始认识到用社会公益的办法去承担社会责任问题。”

凤凰网财经: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从近代史到现在,企业家精神的本质其实没有改变,因为现在更多有这样一个空间,让企业家去实现目前您说的这种精神。

任志强:“我觉得中国过度的强调资本论的一些剥削,剩余价值来自于剥削等等这些理论,让我们的一代人或者说一代半的人都产生了误解”

“那么为什么现在我刚才说十九大以前有关企业家群体生存环境的文件,就是没有完全解决,从法律制度,从各种方面来说可能还存在很多漏洞没有解决。比如说仍然强调的是两个地位的平等问题,其实还存在不平等,如果你不能完全平等,你要想企业家群体完全符合市场的规律,从一个有完全法律保障情况,所以在我们宪法上还存在两种制度差别,毫不动摇,两个毫不动摇一个在前一个在后,这种情况说你要企业家群体完全作为社会主要推力是不可能的,就要靠企业家自己创造,这是一个正在摸索的过程中,改革的过程中。否则的话政府为什么要下文件,大家做的很好,不用啥文件。”

凤凰网财经:那您是怎么理解这种马克思主义的资本论,您觉得我们对它是一种误解,还是它本身其实是不怎么符合实际的?

任志强:“更严格各有三七开,各有四六开,各有几几开,我们不应该照本宣科去读马克思共产党宣言,意思已经改变了。”

“你说奥地利学派和凯恩斯学派,两面打的时候是不是哪个主义把他限定我只用这种,不能用那种,美国也用凯恩斯的东西,其他也同样,为什么这两种可以同时使用,或者今天用这个明天用那个呢,就是它不是一个说,不是黑的就是白的东西,有的时候这种情况就符合这个,有的时候就符合那个。这个社会发展阶段来说,中国也会用凯恩斯的东西,对不对,那也是西方的东西,不是中国的东西。你在有的时候你不是要放大货币供应量,你有的时候不是要靠政府来支撑,都有,是不是也有凯恩斯的东西,那你是不是还说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你是不是还要强调市场决定价格,很多东西都可以用。”

凤凰网财经:比如说某些政策工具其实都是中性的,我们是用它其实是带有一种工具性的目的,赋予太多的价值观色彩。

任志强:“所以不在于它是谁,而在于最后效果。你要说这个效果好与不好,才是对我们公民,对我们的老百姓,对我们的社会发展,对我们国家有没有好处,没有好处你为什么要听他的。你要有好处的话用不着你说,自然有人会提,就这么简单的道理,这个水很难喝,你要非让他喝,水要很好喝,甜的又健康,你不让他喝他也想喝。就像当年为什么我们会有深圳特区发展,为什么要深圳和香港要融合,因为在那儿看到人家好,天天有人偷渡啊,没有人指责那些偷渡的人,而是说我们制度需要改,非常简单的道理,不要把自己给搞糊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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